60年前的今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2024-12-16 00:00 来源:北京科协公众号点击量:29 评论（0人参与）

60年前的今天，1964年10月16日15时，巨大的蘑菇云在新疆罗布泊荒漠腾空而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声震天巨响，也是面向世界的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力量，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这是中国人民为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实现民族复兴而进行的一场伟大的科学探索，也是中国科技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国原子弹成功爆炸这一天，也是一位物理学家51岁的生日，他就是钱三强。1960年，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发展原子弹，钱三强担任了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在他的推荐下，著名核物理学家邓稼先奔赴荒漠，负责原子弹理论设计，从此隐姓埋名，一干就是28年；他邀请核物理学家王承书三次转行，从零开始，王承书三次坚定的回答都是：“我愿意！”；年仅35岁的朱光亚被他推荐到核武器研究所，并成长为我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作的组织者、领导者之一；吴征铠、程开甲、王方定等人，在钱三强的指派下，分别承担了关键技术攻关和组织工作，为我国原子弹的成功研制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在那火热的建设年代，正是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科研工作者把汗水和热血洒在茫茫戈壁，创造了“两弹一星”的奇迹，孕育形成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热爱祖国无私奉献

“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消失的，能把自己微薄的力量融进强国的事业之中，也就足以欣慰了。”“两弹一星”元勋于敏这样说。二十八载隐姓埋名，他填补了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

1961年，接到核武器研制任务，只一句“我愿以身报国”，在世界物理学界声名正盛的王淦昌便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他更名“王京”，放弃了本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基本粒子研究方向，投身戈壁荒漠，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军人物。

邓稼先当得知自己要前往核基地时对妻子说：“我要调动工作了，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我未来的工作，做好了这件事，我的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在“两弹一星”的事业里，有太多人的奉献和牺牲。一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经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

“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回到朝思暮想的祖国，钱学森兴奋不已。多年后，忆起那一刻，他写道：“是的，这是我们的红旗，如此鲜艳。在中午太阳的光照下熠熠闪光。我们所有人突然沉静下来，很多人眼里噙着泪花。我们跨过了桥，我们来到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我们引以为豪的国度——一块五千年文明从未间断的土地。”

自立更生艰苦奋斗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科技人员不超过5万人，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仅600余名，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仅30多个。“两弹一星”研制工作者们，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他们在茫茫无际的戈壁荒原，在人烟稀少的深山峡谷，风餐露宿，不辞劳苦，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经受住了生命极限的考验。

1957年，中苏双方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合作协定》，当时，以钱学森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的科学家很快聚集在导弹研究院，仿制苏联提供的教学和科研弹P-1和P-2。仿制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当导弹运抵试验场，一切准备就绪时，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意外。苏联借故拖延直至拒绝提供协议规定的一切设备以及液氧燃料推进剂，不但撤走了苏联专家，还带走了他们掌握的全部技术资料。

这对刚有起色的中国导弹事业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但是，中国科研人员硬是靠着一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夜以继日，顽强拼搏，在苏联专家撤走的17天后，就用国产燃料成功试射了中国仿制的第一枚导弹；在第83天，祖国的地平线上终于飞起了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枚被称为“争气弹”的导弹成功发射，成为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座里程碑，终结了中国没有导弹武器的历史。

“两弹一星”不仅是新中国建设成就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象征。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十分困难的条件和物资技术的严重匮乏，广大研制工作者知难而进，奋力求新，攻破了几千个重大技术难关，制造了几十万台仪器、仪表、设备。实践证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永远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夺取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

大力协同勇于登攀

为了“两弹一星”事业，全国上下一条心。周恩来和聂荣臻是“两弹一星”事业的直接领导者、组织者和指挥者。按照毛泽东针对原子弹研制计划所作出的“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批示，聂荣臻将中国科学院、国防科研机构、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地方科研力量“五路方面军”的科技力量组织起来，协同攻克原子弹的各种科技难关。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全国“一盘棋”，拧成“一股绳”，大力协同，集智攻关。据统计，全国先后有26个部（院），20个省、市、自治区，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攻关会战。原子弹研制中的“九次计算”“草原大会战”；氢弹原理突破中的“群众大讨论”“上海百日攻坚战”；小型化研究中的“五朵金花”“多种外源”方案等等，都充分显示了群策群力集体攻关的威力，使我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研制两弹，除了独立自主攻克理论难题外，尤其需要大力协同攻克工业技术难关。据统计，仅用于尖端武器的新型材料至少有5600种之多。这么多的原材料研制，没有全国一盘棋的大力协同精神，是不可能完成的。它们与电子元器件、精密机械、仪器仪表、特殊设备、测试技术、计量基准等被称为国防尖端事业的“开门七件事”，成为当时科研战线家喻户晓的动员令。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法国用了8年多，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正是“两弹一星”的广大研制者大力协同，勇于攀登，才使我国在核武器和空间科技领域步入了世界先进国家行列，大大提升了我国的国防实力和综合国力。

时至今日，诞生于艰难困厄之中的“两弹一星”精神，依然熠熠生辉，并且处于不断充实、更新，再创造、再创新的过程——这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鲜活的体现，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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